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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产业不等同于慈善事业 |
2015/4/12 |
杭州市西湖区民政局副局长朱庆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,养老市场社会化程度不高,是出现养老难的关键。光靠政府包办一切是不可能的,要实现养老产业化,通过培育养老社会组织、养老品牌企业等来实现养老事业的市场化、社会化。 对此,宁波市民政局老龄办负责人周志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说,宁波养老机构发展的一个方向是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”。 “公办民营”模式 2012年重阳节前夕,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了宁波鄞州区雅戈尔老年乐园。进入大门后,整个养老院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整洁有序,一幢幢养老楼,看起来就如大学生宿舍。 在雅戈尔老年乐园办公室,该园副园长方玉万告诉记者,雅戈尔老年乐园由鄞州区政府投资2.1亿元建成,其中宁波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(鄞州)区慈善总会捐赠8000万元,“政府把房子建好了,然后把这些交给我们民营企业运营,完全自负盈亏。” “没有前期投入要收回、房租等压力,目前这里有600多位老人入住,收支基本能平衡。”方玉万对记者说。 宁波公办民营养老院的另一典型是宁波江东区嘉和颐养院。据周志华介绍,作为江东区第一家公助民办的福利养老机构,嘉和颐养院是由江东区政府、(宁波)市福利彩票基金和东胜街道共同集资1300万元兴建后,交由民间组织管理——东胜物业的公司管理,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,有养老床位284张。 在嘉和颐养院,江东区家院互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洪清坦言,“目前,上缴主管部门的房租成本有点大,最大的愿望就是政府能补贴一部分房租开支。” 不过,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,雅戈尔老年乐园也基本局限于户籍老人,真正大量非户籍老人则暂时无法享受到相关服务。 事实上,即使户籍老人床位依然“很紧张”,在城区,一些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,特别是公办养老机构,“一床难求”。 据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,宁波闻裕顺福利院去年因为床位有限,老人“只出不进”,大概有500多位排队等候入院的老人惆怅了很长时间。 即便是一些公办民管的养老机构,床位也同样紧张。李洪清也坦言,去年初建成刚开业,健康老人的床位就已经满额,特殊护理老人入住率也已近80%。 “养老院不像医院,每年的床位流动率非常低。”周志华透露,即使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,床位也住得满满的,而院外也有1000多位老人等着进来。 针对养老机构床位不足问题,“以托老所为驿站,以养老服务员为纽带,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。”李洪清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建议:可以通过培育专业的养老护理员队伍来进行缓解,在社区可以像建幼儿园一样,通过挖掘现有资源,建设小型托老所。 公办民营需破“玻璃门” 养老产业的巨大利好需要民间资本进一步挖掘。宁波是民间资本较为发达的地区,但在养老行业,完全企业独资的养老机构屈指可数。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民间资本有不少,瓶颈到底在哪里? 浙江省民政厅宣教处处长陆守权对本报记者表示,养老服务业“两高一低”(高投入、高风险、低回报)现象制约着社会投资。 据宁波相关政府文件披露,在市区投资一张养老床位的成本在15万元以上,成本回收周期长。尤其一些老年人护理员紧缺,使得人工成本增加,“不少民间资本考虑回报率会慎重考虑投资。” “既然政府没有太多财力投入到养老事业,希望政府已更加开放的制度支持民资进入养老行业。”在宁波采访期间,慈溪一家民营养老机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,当前制约养老机构发展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方面:资金补助力度、能否优先安排建设用地、是否允许提取合理收益等政策落实上的问题。 此外,据本报记者调查,宁波几家公办民营养老院也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——养老院性质定位。 据雅戈尔老年乐园官方网站称,老年乐园由鄞州区慈善总会,按照民办非企业性质、实行市场化、社会化运作。 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对本报记者介绍说,一般而言,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院等养老服务业有两种登记方式:一是以“民办非企业单位”方式登记,投资者在土地、税收、水电煤气等方面均享受一定优惠,在养老院产生盈利之后,利润就只能用于福利事业;二是工商登记,所有税费均按照企业标准执行,不享受优惠,投资人也无需履行慈善义务。 如此定性之后,养老院的盈利部分无法取出,须继续运用于福利事业,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资本而言,无疑是另一重尴尬。 “我们计划办理‘护理院+政府+老人’三方共同购买老人意外保险,但无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合作。”当地一位养老院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,希望政府能给公办民营养老院一定的补助,如床位补贴、人员培训费补贴等,按比例委派社工。 值得关注的是,北京在老人意外保险方面已有了突破。2012年11月6日,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发布消息称,今后,老人在养老院如发生意外伤残甚至死亡,将由保险公司买单。保险费由政府补贴80%,养老院出资20%,最高赔付限额将可达到500万元/年。 这显然有利于养老产业发展,不仅仅降低了养老院的风险,也可减轻老人子女的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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